自《巴黎協定》於2015年生效以來，全球氣候治理已歷經從「目標設定」到「行動落實」的轉型。

然而，隨著2025年全球進入「第二輪NDC（國家自主貢獻）」更新期，氣候政治正出現三項根本變化：

1. 多邊秩序的碎片化（Fragmented Multilateralism）

美國再度退出《巴黎協定》，削弱了過去由美歐主導的規範性共識，使「多極氣候治理」逐漸成形。

此舉也促使歐盟、巴西、中國與非洲聯盟等新興體系，積極尋求制度與道德雙重領導地位。

2. 由「承諾政治」轉向「執行政治」

各國的焦點從宣示減碳目標，轉向實際執行、資金落實與技術可行性。國際社會更關注誰能落地、誰能資助、誰能監督三大問題。

3. 氣候治理與地緣政治的融合

能源、糧食、科技與安全政策全面交錯，氣候政策不再只是環境議題，而是國家競爭力的延伸。

中國：從執行者轉為制度設計者

• 以「綠能規模＋南南合作」成為實際落地的行動中心。

• 2024年後，中國成為全球最大可再生能源投資國，並藉由「南南氣候合作白皮書」建立國際技術援助體系。

• 中國的氣候外交路線呈現三大特徵：

—經濟導向（投資與供應鏈）；

—科技導向（電動化、儲能、氫能）；

—制度導向（合作機制、基金平台）。

中國的氣候領導力正在轉化為一種「可供輸出的體制模型」，成為南方國家追隨的實踐範例。

巴西：以森林與正義打造南方道德領導

巴西藉COP30主辦國地位，推動「亞馬遜氣候倡議」，強化熱帶雨林治理與原住民議題。總統盧拉主張建立全球熱帶雨林基金（Tropical Forest Permanent Fund），以「自然資本正義」挑戰北方國家長期壟斷的金融規則。此外，巴西積極整合拉美與非洲國家，在G77框架內強調「森林＝全球公共財」的新倫理。

歐盟：規範輸出與碳邊境新秩序

歐盟透過CBAM（碳邊境調整機制）與ESRS（歐洲永續報告準則）推動「氣候合規的經濟外交」。這種模式雖維持規範優勢，但也被南方國家批評為「氣候保護主義」。其挑戰在於如何平衡內部減排壓力與外部公平性。

印度與非洲聯盟崛起

印度以「低成本能源＋碳捕捉技術」尋求能源安全與發展平衡。非洲聯盟（AU）則以「損失與損害基金」為平台，要求補償性融資與技術移轉。兩者正聯手構築「氣候正義陣線」，意圖在COP框架內形成制度化的南方協調機制。

G77、中國、巴西、印度與非洲聯盟正逐步形成氣候南方聯盟（South-South Alliance）。

這一新體系將挑戰過去「北方出資、南方執行」的單向結構，推動資金共管與知識共創的新秩序。

而在美國退席後，中國與巴西的雙重領導模型——前者代表「執行與技術」、後者象徵「倫理與生態」——正在塑造一種新的南方氣候秩序。

未來的氣候政治，將不再是權力的競賽，而是價值的競爭。

真正的領導者，不是碳排最少者，而是能讓世界「共生」的創造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