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OP30會前閉門會議 ~G77 Preparatory Meetings看點

COP30：從G77視角重塑氣候治理秩序

2025 年是《巴黎協定》（Paris Agreement）簽署十週年。對 G77 與中國（即“Group of 77 and China”）而言，這十年不僅是國際談判的周期性回顧，更是對「公平原則（Equity）」與「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與能力（CBDR-RC）」的實踐檢驗。

在開幕聲明中明確指出：過去十年談判過多、行動不足，呼籲全球進入真正的「行動與合作時代」，強調應回歸《公約》與《巴黎協定》原旨 。

G77關注議題與立場分析

(1) 氣候融資（Climate Finance）

• 主張重點： 依據條款： 《巴黎協定》第9.1條與第9.5條，發達國家應「三倍增加」氣候融資輸出，確保發展中國家獲得可預測、持續與高品質的資金來源。並落實 GCF（綠色氣候基金）第三次補充；啟動「損失與損害基金」（Fund for Responding to Loss and Damage）補充；完成 GEF（全球環境基金）補充；要求發達國家不得以單邊措施或金融規則限制G77國家 。

G77 強調「氣候融資不僅是援助，而是歷史責任」。這一立場延續了南北分歧的主線，也反映出發展中國家普遍不滿氣候資金承諾未兌現的現實。

(2) 全球盤點（Global Stocktake, GST）

GST 是《巴黎協定》第14條的核心機制，G77 強調應聚焦「提升執行力」而非僅修辭與報告。支持繼續多邊對話，確保評估工具真正能反映各國實際貢獻 。

(3) 損失與損害（Loss and Damage）

強化華沙國際機制（WIM）、聖地亞哥網絡（Santiago Network）、及新成立的 FRLD 基金，擴大資金流動；建立技術援助與知識共享；強化非經濟損失（如文化、社會與慢速災害）的評估方法 。

從與會的角度觀之，這是 COP30 最具「人道與南方敘事」的議題。G77 將「損失與損害」與「氣候正義」連結，試圖讓責任與補償回歸多邊機制核心。

(4) 全球適應目標（GGA）與國家適應計畫（NAPs）

GGA 應是「行動導向」而非報告導向，NAPs 需得到具體的資金與能力支援。因此呼籲 COP30 成為「超越現狀」的轉折點 。

(5) 公正轉型（Just Transition）

G77也論述公正轉型不可「一刀切」，必須「國家自主、社會包容」。以建立「國際合作與多邊主義」的實際對話成果，並以「資金與技術手段」作為實踐前提 。

我們可以觀察到，G77 強調南方國家經濟仍在發展階段，不能用同一轉型尺度衡量。這挑戰了歐盟與美國主導的「快速去碳化」框架。

(6) 科技與創新（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）

G77主張強化 CTCN（氣候科技中心與網絡）功能，加速 TIP（技術執行計畫），要求新增資金與能力建設。以建立技術與金融機制更強連結 。

(7) 透明度、性別與能力建設（Transparency, Gender, Capacity Building）

針對 透明度框架（ETF），不應削弱 UNFCCC 既有規則。應提供發展中國家長期培訓與資源。呼籲建立「新框架」，以更靈活與資源導向支援開發中國家 。

(8) 回應措施與單邊主義（Response Measures & Unilateralism）

G77重申《公約》第3.5條：氣候行動不得成為貿易限制手段，反對「單邊經濟制裁」與「碳邊境稅」。呼籲建立「支持性與開放的國際經濟體系」。批評發達國家在先前對話缺席，缺乏誠意 。

此部分明確針對歐盟的 CBAM（碳邊境調整機制）及美國的 IRA（通膨削減法案）等政策。G77 認為這些措施削弱南方發展機會。

G77 與中國的整體談判策略

G77不再僅是氣候談判的「道德見證者」，而是積極以制度與資金架構重新定義全球南方在氣候治理中的角色。

這一策略的核心精神可概括為：「以公平為原則、以資金為槓桿、以技術為橋梁、以人道為核心、以多元轉型為願景」,希望氣候治理秩序能從西方國家領導逐步改為全球共贏。

從會前封閉會議的討論，不難發現，G77有四大關鍵思考:

1. 從「倡議」走向「制度」：

G77 已由早期的道德訴求轉為制度設計者角色。其策略為「要求制度性落實與財政預測性」。

2. 與西方國家分歧加劇：

G77發展中國家對發達國家承諾落空不滿已臻臨界，COP30 若未在氣候融資上取得突破，將導致多邊信任危機。

3. 技術—金融聯動的重構：

G77 希望透過「技術轉移 × 金融機制」打造新的南方氣候合作網絡，減少對北方依賴。

4. 呼籲建立「新多邊主義」：

G77強調「合作而非懲罰」，抵制以氣候為名的地緣經濟壓力。

G77核心談判策略架構，將「氣候融資」視為整體談判的首要戰略主軸。

他們明確主張：

• 發達國家應依《巴黎協定》第9.1與第9.5條義務，大幅增加資金供給；

• 在2030年前至少三倍提高金融機制輸出（包括GCF、GEF、LDCF、SCCF等）；

• 建立可預測、透明、制度化的資金流，使發展中國家能長期規劃減碳與適應行動。

G77策略旨在終結「臨時援助式」的資金模式，轉而打造一個法律與制度驅動的全球氣候金融體系。同時呼籲，應防止單邊金融規則、交易成本與資金反向流失削弱南方的氣候能力。對G77而言，「氣候融資」已不僅是經濟訴求，而是國家的「政策主權保障機制」。

因此會議中G77不斷重申CBDR-RC × 抵制單邊制裁。

在全球氣候政治愈趨碎片化的背景下，G77再次強調「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（CBDR-RC）」原則。此原則不僅是歷史的延續，更是政治主權的防線。

G77指出，任何氣候行動不得構成貿易障礙或發展壁壘，並引用《UNFCCC》第3.5條，呼籲全球建立「支持性與開放的國際經濟體系」，確保氣候正義不淪為地緣工具。此意涵「公平」不只是理念，而是G77國家在談判桌上的政治護盾。「Just Transition」被重新定義為一場「全球社會契約」的再平衡，而非北西的標準化框架。面對氣候災害的急劇擴大，G77將「損失與損害（Loss and Damage）」從人道議題推升為治理主流。「損失與損害」已成為G77的道德旗幟，標誌著G77國家將人類安全納入氣候治理的核心議程。綜觀G77的COP30策略，可以觀察到其整體談判邏輯呈現出「制度化、平權化、合作化」三層結構。透過制度創新，要求西方重新履行責任，並以集體力量打造新的氣候秩序。從「等待援助的受體」變成「規則制定的行動者」。

對 G77 而言，貝倫（Belém）不只是亞馬遜的入口，更象徵「全球南方重新定義氣候治理」的轉折點。

他們的聲音已不再只是弱勢的呼喊，而是帶有制度成熟與政策創造力的戰略布局。COP30 將成為檢驗「氣候正義」是否能真正落地的試金石。正如聲明最後一句話所述：

“The Group of 77 and China will steadfastly maintain and advance collaboration and active engagement to ensure decisive climate action at this critical juncture.”

這不僅是一份政治宣示，更是一場G77共同體的集體覺醒。